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五星县委的创建背景

(一)战略形势与区域基础

以红岩寺为中心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部片区，地处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蓝田五县边界插花地域，在交通、通讯方式极其落后的旧时代，国民党政权管理鞭长莫及。红岩寺街区位居正中，东连商县杨斜、黑山，山阳县的小河、色河铺;南通镇安的肖台、杏坪、柴庄、凤镇、米粮、大坪以及山阳县的户家垣，再通往湖北郧西;西接镇安曹坪、瓦房口，柞水蔡玉窑、营盘;北经九间房、丰北河可抵蓝田葛牌、汤峪直达关中西安。此地沟壑纵横、山林密布、地形险要，隐蔽性极强，兼具军事防御、游击机动、隐蔽办公、物资储备的多重先天优势，是天然的战略屏障。

中共鄂豫陕省委自1934年12月洛南第十八次常委会确定创造鄂豫陕边新苏区以来，两个多月内发动了陕东南、鄂西北多个县份的地方武装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通过打击土豪恶棍、消灭反动民团、分粮分田分物件等行动，红军政治影响迅速扩大，得到贫苦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纷纷参加游击队，红军队伍迅速扩大。军事上连续取得三要司、余家河、蔡玉窑、葛牌镇等几次胜利。

1935年2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第二十次常委会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提出了开展武装斗争消灭进攻的匪军和民团、建立苏维埃政权(至少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通过开展以抗捐分粮为重点的春荒斗争来加强扩大红军、大批介绍积极的劳苦分子尤其是工人入党入团、大量培养党与群众的军事干部、加强地方工作等基本任务。中共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诞生的。从省委决议到五星县委正式成立(1935年4月中旬)，其间经过两个月的组织筹备与区域根据地连片巩固，为五星县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军事与群众基础。

中共五星县委是红二十五军立足鄂豫陕根据地西部重点布局、重点打造的核心县级党政机构，辐射范围为以红岩寺为中心的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蓝田五县交界的秦岭深山腹地。五星县党政军工作机构驻地东岳庙(现红岩寺镇红岩社区)始建于清顺治八年，院落格局规整、厢房开阔，基本可满足县委、县苏维埃合署办公、干部议事、档案存放、人员驻扎等战时需求。特别是作为片区标志性古建筑的东岳庙戏楼，戏台高大，场地开阔，成为周边群众逢集赶会、观戏聚众的主要公共空间。

(二)五星县委组建前周边党组织建设状况

1932年以前，陕南商洛山区的群众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1932年红四方面军长征经过陕南后，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初步印象。在国民党高压统治下，柞水、山阳、镇安、蓝田、商县一带始终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县级党组织，没有常态化革命运行体系与制度化苏维埃政权。地方治理长期被封建宗族势力、地方豪强与国民党保甲体系牢牢把控，阶级矛盾尖锐、民众苦难深重，区域革命长期处于零散、被动、无序的初级阶段。

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商洛后，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以商洛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壮大革命力量。红军一边作战，一边开辟根据地，把粉碎敌人的"围剿"同创建根据地结合起来。先后攻克镇安、柞水县城，取得了蔡玉窑、文公岭、九间房战斗的胜利，并乘胜派出武装工作队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等五县边区开展群众工作，发展地方党员，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仅在1935年2月11日至14日四天之内，就成立了两个区级党委和一个县级党委，其时序如下：

1935年2月11日：鄂豫陕省委派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主持，在红岩寺戏楼前召开千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红岩寺区工作委员会和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13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山阳县袁家沟口主持组建中共山阳县西区委员会。

1935年2月14日：中共鄂陕特委在镇安县米粮镇树坪村花水河畔黑龙庙戏楼召开千人群众大会，鄂陕游击司令、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政治部主任陈先瑞在大会上讲话，宣布成立中共镇安县委、镇安县苏维埃政府。

在中共五星县委组建之前，柞水及周边各县交界区域党组织活动处于碎片化状态，主要由红军骨干党员推动，宣传红军政治纲领，发展地方党员，组建地方游击队。铁佛乡张氏沟(当时属镇安县，今属柞水县杏坪镇)的张同云是柞水籍最早的党员，他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加入红军并入党，回乡发动贫苦农友建立了张氏沟苏维埃。

二、五星县委的组织架构与运行体系

(一)五星县委的组织架构

1935年4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在东岳庙戏楼召开千人军民大会，程子华、徐海东等参加大会，并正式宣告中共五星县委、五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县委书记由鄂陕第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兼任。县委内设配套党务工作机制，统筹组织发展、宣传动员、群众工作，同步联动青年团、妇女会、童子团、农民土地委员会等群团组织，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党建统领、群团联动、军政协同"的县级治理架构。县委、县苏维埃政府与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合署办公、统筹运转，实行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战时运行模式。

县委下辖红岩寺区工委和山阳西区区委两大区级党组织。中共红岩寺区工委书记陈新焕，委员王奎先、王海青，王小女担任区妇女会主席(王小女是五星县政权中为数不多的女性干部之一，体现了苏区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王奎先任团区委书记。中共山阳县西区委员会书记夏云廷(又名夏云飞)，委员王义庆、吴华昌(又名吴振挺)。五星县委的成立，实现了对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蓝田五县交界区域的党建统筹，成为鄂豫陕边新苏区西部最核心、最稳固的县级党组织。

(二)五星县苏维埃的区、乡、村三级政权体系

五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原蓝田县葛牌镇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田银斗担任(委员尚无明确资料)。与党组织架构高度对应，下设三大区级苏维埃政权，形成党统一领导下的党政对应、层级贯通的严密治理格局，全面覆盖五县交界核心苏区。三个区的概况如下表所示：

各乡之下又有村级苏维埃组织。

五星县委成立后，迅速破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旧秩序，重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广泛传播党的革命纲领、土地革命政策与先进进步思想，全面唤醒底层民众的革命意识与反抗精神，为区域革命纵深推进筑牢了坚实的思想根基与民意根基。

在五星县委领导下，三个区苏维埃权责清晰、分工互补，共同构成五星县基层政权的核心支撑，有效实现了跨界山区的分片治理、全域管控与纵深建设。辖区内全域铺开基层政权建设，共建立31个乡苏维埃政府。各乡苏维埃普遍配备主席、专职委员，内设土地、治安、民运、支前等专项职能岗位，专职负责辖区打土豪、分田地、废租减息、拥军支前、治安保卫、移风易俗、群众教化等具体实务工作。乡以下普遍设立村苏维埃，各级乡、村苏维埃扎根深山村落、直面基层群众，将党和红军的政策、革命举措精准落地到每一个村落、每一户群众，彻底颠覆并重构了山区千年以来的基层社会治理秩序，全面夯实了红色政权的群众根基与治理根基。这种"县统区、区管乡、乡辖村"的完整基层治理链条，使五星县成为同期鄂豫陕根据地基层政权体系最为完整的县级红色政权之一。

从陕南地方党史发展脉络来看，中共五星县委的正式建立，标志着五县交界区域首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制化、体系化、规范化县级党政机构正式诞生，彻底开启了区域系统化建党、制度化建政、常态化建军、全域化推进土地革命的全新历史阶段，也为后续陕南地区党组织迭代发展、根据地拓展壮大、地方革命力量培育留存夯实了稳固的组织基础、制度基础与群众基础。

三、五星县委的历史贡献与核心作用

柞水苏区与镇安苏区统称为"镇柞苏区"，而作为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蓝田五县边区的红色政权五星县，正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核心区域与后方腹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红色堡垒作用。原红七十四师师长陈先瑞1988年4月访问柞水时说："红岩寺这个地方，是三路游击师活动的地方，五星县委就设在这里。你们这里是老区，老区中的老区。"并挥毫题词："柞水人民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红七十四师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星县红色政权虽然只存在了11个月，但在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和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统筹领导下，取得了丰硕的革命成果，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情报中枢与领导核心作用

五星县委成立初期，红二十五军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率军部驻军五星县红岩寺区，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率政治部驻军五星县袁家沟口区，军地联手发动群众，收集情报，开展土地革命和反"围剿"军事行动。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陈先瑞率领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到红岩寺，配合第三路游击师攻打了红岩寺地区势力较强的敌瓦房口廖功安民团。

1935年4月20日，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十分关键的一次党组织建设会议——鄂豫陕省委扩大会议在葛牌镇召开。能够将会址选定在五星县葛牌镇区，是对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权稳固和后方安全的充分肯定。按照这次会议确定的作战方针，第三路游击师5月下旬在红岩寺、九间房、曹家坪一线，与敌陕西警备第一旅唐嗣桐部作战数次，迫敌于5月25日撤离柞水县境，打乱了敌人第二次"围剿"部署。红二十五军趁机诱敌西进。7月1日，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袁家沟口，选定伏击战场。县委指示活动在红岩寺的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各路游击队配合在袁家沟口的鄂陕第四路游击师以及区乡苏维埃，动员群众，封锁消息，修筑工事，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准备配合主力作战，为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备第一旅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二)兵源补给与武装力量建设

红二十五军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实力得到壮大的一支队伍。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不到3000人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7月16日，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丰峪口地区出发向甘肃、陕北迎接中央红军，主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增员1000多人，还留下红74师与地方游击队近2000余人坚守根据地。五星县作为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输送兵员700多人，是红二十五军的重要兵源补充站之一。柞水苏区人民把帮助红军、参加红军视为无上光荣的义务，出现了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一起参军的动人景象。

1935年2月1日，红二十五军在蔡玉窑马耳峡设伏打垮敌"围剿"主力柳彦彪第一二六旅两个营，歼灭一个营。同日，在蔡玉窑街成立了蔡玉窑游击队，当地贫苦群众邹世贤、何志强等20多名青年现场报名参加。2月11日，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在红岩寺初成立时，汪世才任师长，李志英任政委，以30多名红军骨干迅速招募到200余人，编为3个连、1个特务队，分别由红军老战士担任连排干部。又过了不到十天，商县秦王山的大刀会首领黄照明也率部100余人到红岩寺参加三路游击师，被编为三路游击师第三路游击队。同时，在柞水县马家台云山成立了第七路游击队，派老红军战士王思兴任队长。4月中旬，葛牌镇苏维埃被敌"围剿"，田银斗带领其游击队近200人撤到岭南，加入了三路游击师。三路游击师后又在宁陕广货街改编了占山为王的原国民党匪军赵九海所部，三路游击师人数最多时有700多人。

主力之外，各区乡苏维埃纷纷组建游击队、抗捐军、赤卫队，合计也有1000多人。如地王庙苏维埃成立了地王庙抗捐团，下设3个营6个连共393人，多次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在苏区内，既有一支同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的主力红军，又有一支同当地民团、保甲力量作战的地方武装，使根据地的游击战争真正成为广泛的人民战争。

(三)群众生活保障与物资供给

在五星县委领导下，所属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三路游击师和乡村抗捐团、游击队的配合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放粮，分浮财。群众发动起来了，苏维埃政府和红军也有了活动经费。游击师初成立时，打下地方反动民团和土豪盘踞的蔡家洞，缴获财物极多。不算分给当地老百姓的部分，游击师带走的银元和银镍装了四驮子，连以上干部和师部的人每人背200块，还有金砖和金条，其他粮食、布匹、烟土、大板(铜钱)等均运至红岩寺。

据离休干部、原工程兵学院政委吴振挺(又名吴华昌，1935年时为红25军223团3营7连指导员)《我在陕南革命活动的一点回忆》中记载："我们留守在根据地的任务，其中一项就是为红军主力筹备后方物资。除筹粮外，利用舒团总等人经商之便，为我军购买洋瓷碗、毛巾、肥皂、香皂、手电筒、电池等物品。我们按东西付给钱。这些东西，当时是很难买的。粮食是叫各地方保甲绅士代购来的，也有打土豪缴获的。"

红岩寺区工委还专门组建了红岩寺妇女会，主要任务是宣传动员各乡妇女组织起来，参加打土豪、均田地活动，用游击队打土豪没收来的布给红军做衣服、做鞋等。她们还经常随游击队到各乡宣传，人人都会唱歌，唱的歌有《红军任务歌》《当兵就要当红军》以及她们自己编的歌颂红军的歌。休息时间，就为战士们补衣服、洗衣服。

据黄土砭乡苏维埃游击队一班班长张永龙后来回忆，乡苏维埃进行打土豪、均田地运动，没收了黑沟口地主陈洪进十石粮，红岩寺蔡略文、蔡庭迁和黑沟陈应瑞的大量粮食分给了韩明耀、徐光枣等30多户穷人，还没收了土豪财主的肥猪20多头，送给部队食用。

磨沟乡苏维埃政府财粮委员张先和晚年回忆说，乡苏维埃政府下设老庄、东磨沟、西磨沟3个村苏维埃，并组建了有180余人的乡游击队。1935年3月上旬，乡苏维埃政府和游击队在全乡境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没收了廖维廉、廖维刚、赵万一、周群典、廖维常、徐裕道、张兴益、胡正启等13户土豪财主的530多亩土地，分给了张兴帮、张兴录、赵万荣、王元礼、党兴银等50多户贫苦农民耕种。同时，没收粮食42700多斤、漆油1200多斤、银元500个、肥猪25头。其中6000斤粮食和肥猪送给了红军医院，一部分送给了三路游击师，一部分分给党兴田、张兴美、柯大茂、杨冬海、张兴堂等20多户穷人。

上述数据均系1986年前后采访当事人记录，当事人晚年口述回忆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整体上反映了五星县土地革命与物资供给的基本规模与成效。(本节口述史料均出自中共柞水县委党史办公室1989年编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柞水苏区》一书)

(四)后方医院与伤员救治

五星县的另一重要功能是为红25军战士和地方游击队员提供战后休整和伤病员安置场所。据铁道兵工程学院政委李庆柳(原红七十四师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曾在袁家沟养伤)在《一点回忆》中记载："柞水县和镇安的大部，山阳的一部是真正的根据地，叫后方，也叫休整地(主要是五星县辖区)。在这些地方，我们成立了苏维埃，搞了些平分土地。记得有红岩寺、大小米粮川、旬阳坝、江口、袁家沟口等苏维埃。各村建立秘密通讯处，靠群众反映情况，报告军情。"

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设立在山阳与柞水毗邻的红岩寺、袁家沟口地区。这里群众基础好，加上山大林密、崖洞遍布，便于伤病员隐蔽藏身。仅长征入陕时，就在红岩寺留下伤员30余名。后来蔡玉窑、文公岭、九间房等战斗负伤的干部和战士共有300多人，都先后经后方医院治疗康复归队。后方医院分为两处：一处在袁家沟口庙梁子杨家大院，对外叫"杨家岭医院";另一处设在红岩寺九华山中，是个保密性较强的医院，主要为营以上干部养伤治病。医院共有医护人员20多名，都是随主力部队来的，医院负责人冯正山，护士长霍子仁。一般危重伤病员在杨家岭医院接受初步救治，待病情好转后送往群众家里"住院"，分别安排在山阳境内东沟、庙沟、六窝蜂、李家沟，柞水境内的马尚鞍、杜家沟、桃树凹、大沙窝、黄土砭、甘沟等地。袁家沟口战斗以后，仅庙沟村就住过红军伤病员90多人，杜家沟住过红军伤病员30多人。后方医院"病房"几乎遍及红岩寺、袁家沟口各个角落。医院给每个住有伤病员的村院都派有一两个看护(护士)。冯正山、高明中、李焕等医生经常到各处巡诊，为红军伤病员和贫苦农民治病。为满足医疗器械和药品需求，县区苏维埃政府通过地方商贾、进步绅士和其他关系从西安等地为红军购买西药和其他军需品，当地药农和群众也积极为部队采挖草药。从1935年2月后方医院建立到7月底离开根据地的半年多时间里，敌人多次对红岩寺、袁家沟口苏区进行疯狂"围剿"，后方医院被迫多次转移，护士曾继兰为掩护伤病员英勇牺牲。

在中共五星县委和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人民群众与红军生死与共。他们白天把伤病员背到深山密林或岩洞中藏起来，晚上又背回家。群众在生活极度困难时，仍把最好的包谷糊汤煮山药蛋送给伤病员吃。1935年7月底，红二十五军后方医院和医护人员随军北上时，还有100多名伤病员留在根据地，分散隐蔽在群众家里。1936年1月上旬，红七十四师由洋县东进，回到根据地镇安店垭子、柞水红岩寺、山阳袁家沟口等地，失散在柞水地区的红军战士和痊愈伤病员陆续归队。

四、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标杆意义

陕南的五星县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创建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的跨区域性政权组织，也是群众动员广泛、组织机构完整、政权运行高效、存在时间较长、历史影响深远的重要苏区。在同时期中国南方多个苏区沦陷的情况下，五星县的诞生和存续，成为红二十五军扭转战局、开辟新局的关键支撑。

(一)旗帜鲜明的政治主张奠定政治基础

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在大、小金井河和金钱河流域的红岩寺、大沙河、瓦房口、九间房、袁家沟口、泰山庙、张氏沟等地大量张贴布告、宣传单，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什么是红军》《中华苏维埃土地法大纲》等内容，"打富济贫""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表明了红军北上抗日决心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此外，及时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提出了红军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政策主张，获得了爱国商人和开明地主士绅的拥护和支持，稳定了苏区内的商业贸易，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通过宣传发动和开展抗粮、抗捐、抗丁、抗夫、抗债斗争，五星县这一新政权赢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高度统一的管理体制迅速树立政权权威

五星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游击师实行党政军一体化，多块牌子一套人马。各路游击队打击地主民团的军事化行动一结束，立即组织贫苦群众召开大会，成立乡或村苏维埃政府与游击队，大胆任用新的工农分子为干部，确定主席、副主席、秘书、财粮委员、土地委员、游击队长等班子成员。财粮委员负责分配打土豪获得的钱粮与浮财;土地委员负责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户;游击队(抗捐军或赤卫队)负责打击反动民团，镇压豪强、恶棍，保卫胜利果实。这种打土豪分田地一体化操作快捷有效，使红色政权威望迅速树立。

(三)迅速壮大的红色武装扎根群众

五星县委认真贯彻落实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广泛开展抗捐分粮活动，通过解决群众的春荒、大量培养党与群众的军事干部、彻底分配土地等工作，大量武装群众，吸收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各级苏维埃都实行了优待红军家属与红军"公田制"，并给当红军的家庭发给优待证和优待费，组织慰问红军等拥红活动。原中央苏区的"红军公田""代耕制"等办法也开始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五星县部分乡村实施。在红岩寺、袁家沟口等群众基础好的苏维埃辖区，建立了红军医院、新兵训练班等后方机关。五星县范围内共有700多人当了红军，1000多人加入区、乡苏维埃游击队、抗捐军。没有参军的群众在战地动员和勤务工作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五星县范围内，土豪劣绅威风扫地，反动政权纷纷垮台，出现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的政治局面。蒋介石在1935年7月2日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电报中称，红二十五军"已在东区(蔡川、庾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袁家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砭一带)完全赤化"，并责令"希即设法极力破坏其组织……"。这份电文从侧面印证了五星县苏区政权建设的实际成效与影响力。

(四)标杆性总结

在物资匮乏、战事拉锯、环境恶劣的战争条件下，五星县委构建起县、区、乡、村四级贯通、近乎全域覆盖的红色政权，统筹推进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全方位建设，推动土地革命与苏区治理落地见效。在土地革命层面，常态化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租减息、废除高利贷等革命举措，彻底颠覆千年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切实保障贫苦农民生产资料与生存权益，极大激发了山区群众拥护革命、参与建设、支援前线的高涨热情。在武装建设层面，常态化组建、训练游击队、赤卫队等本土武装，健全阵地守备、机动作战、苏区保卫、清剿反动势力的完整机制，配合主力红军守护苏区疆域、抵御敌军进犯、肃清地方顽劣势力。在群众工作层面，广泛开展革命宣传、拥军优属、移风易俗、扶贫济困工作，破除封建陋习、消解宗族壁垒、凝聚民心民力，构建起覆盖面广、凝聚力强、根基稳固的革命统一战线。

据现有史料来看，相较于鄂豫陕根据地同期多数存续周期短、层级残缺、功能单一、群众基础薄弱的临时政权，五星县委在建制规范性、治理稳定性与斗争延续性方面，较郧西、旬阳、洛南等同期县级政权更为完备，是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基层建政、苏区治理、群众工作、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标杆，是山地跨界红色政权规范化建设的典型范例。

从横向对比来看，五星县委是鄂豫陕根据地西部片区唯一实现"党建体系完整、政权层级闭环、土地革命全域落地、主力撤离后顽强存续坚持斗争"的县级红色政权，其建制规范性、治理稳定性与斗争延续性，在鄂豫陕根据地同期县级政权中具有突出的样板研究价值。如原地王庙乡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分了土豪劣绅的土地和财产，土豪劣绅没敢反攻倒算。全乡贫苦农民分得的土地、房舍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后，土改工作队对当年乡苏维埃政府分给农民的土地和房舍再次作了肯定。

五、五星县委红色历史价值的现实意义

研究与发掘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五星县委的红色历史价值，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有助于传承红色基因。 红二十五军长征在陕南特别是在柞水、山阳、镇安等县的光辉斗争历史，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星县委作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政权，其红色历史是长征精神在陕南的生动体现。通过研究五星县委的历史，能让党员干部在重温长征故事中，深刻感悟革命先辈的理想信念，从而坚定信仰，传承红色基因，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保持奋斗的动力。与一般性的红色教育不同，五星县委的历史侧重呈现的是"在最艰难环境中坚持党的领导、扎根群众、白手起家"的信念力量。

2、有助于弘扬革命精神。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展现出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革命本色，五星县委在根据地建设中也体现出顽强奋斗的精神。五星县委在11个月的存续期内，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物资极度匮乏、战事频繁拉锯的极端环境，始终坚守根据地、坚持斗争，这种精神在当今时代依然具有强大的激励作用。研究五星县委的红色历史价值，能让人们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将革命精神融入到本职工作中，激励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勇于担当、敢于拼搏。

3、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以柞水为例，当地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如红二十五军长征遗存、五星县委驻地东岳庙、红岩寺戏楼、后方医院遗址等。通过研究五星县委的红色历史价值，可以深入挖掘这些红色资源的潜力，发展红色旅游。可将五星县委驻地东岳庙、红岩寺后方医院遗址等纳入红色旅游线路规划，与牛背梁、柞水溶洞等生态旅游资源联动开发，将红色文化与生态旅游、特色民宿等相结合，打造文旅品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乡村振兴，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有助于为加强党的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五星县委在政权建制、基层治理、土地革命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例如，五星县委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党建统领、群团联动、军政协同"的治理模式，对当前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具有借鉴意义;其在五县边界地带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跨区域治理体系的创新实践，也为新时代县域治理、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研究其建政逻辑、运行机制，能够为新时代县域治理、基层党建创新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有助于推动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中共五星县委作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西部片区的核心县级党政机构，在短短11个月的存续期内，以五县交界的秦岭深山为依托，构建起县、区、乡、村四级贯通的完整治理体系，在情报中枢、兵源补给、物资供给、后方救治等维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它不仅是陕东南地区首个跨区域建制化的县级红色政权，也是土地革命时期山地跨界苏区治理的典型范例。五星县委的革命实践，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五县边界地带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构建跨区域治理体系的创新实践，以及扎根基层、依靠群众、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发掘和弘扬五星县委的红色历史价值，对于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期待更多学者关注五星县委及鄂豫陕根据地县级政权研究，共同推动陕南红色党史研究走向深入。(谈世根 陈新海 张朝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