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和成长在秦岭深山中的一个小镇——凤凰镇。她处在秦岭终南山群中，是一个少为人知但颇有历史文化渊源的小镇。

我对凤凰镇的感受，和同时代处在丹凤的贾平凹对秦岭的感受大有不同。贾平凹所处秦岭段的山海拔低，翻越起来不那么困难，受关中陕西本土文化影响更大一些，也就是陕西本土风味更浓郁一些，凤凰镇则明显带着湖广特色。这里也有少量早期的陕西本土居民，但他们讲的陕西话，早已没了关中陕西话的铿锵豪迈之气，变得温言软语，就像低吟浅唱的江南小调一样。凤凰镇在秦岭终南山腹地，位于社川河畔，坐落于凤凰山脚下，距古城西安只有107千米。尽管藏在深山，但凤凰镇的文明源远流长。据地方志记载，凤凰镇自唐朝就有街市，到明清已成为连接南北主通道的重要水陆码头。这里商铺林立，贸易十分发达，素有“小上海”之称，使得如今的凤凰古镇呈现出鲜明的商贸型历史景观特色。

数千年来，土著人、夏湖人和关陕人在凤凰镇生息融合，形成历史悠久的地方文化。这里的古街保留着150座明清古建筑，2010年凤凰镇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目前，凤凰镇的古建筑以四合院为主。据资料记载，这些古民居多为湖北、湖南客商迁徙修建，建筑保存完整，雕梁画栋，极富江南特色。凤凰街民居是西北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江徽派古建筑群，因此被称为具有秦风楚韵的“江汉古镇活化石”。2003年，凤凰街民居被陕西省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在终南山腹地，凤凰镇境内群山苍翠，森林遍布。镇西南水碓沟河、黄花沟河以及对面的向阳沟河、老槽沟壑、子房沟河、皂河沟河，溪流淙淙，水碓沟河植被非常丰富，构成了凤凰镇有名的泉水河与泉水井的地下水源。凤凰镇出产柞树，亦称青杠树，当地人称之为“耳树”，意即长木耳的树。凤凰镇的木耳肥美，硕大如拳，质量很高，曾是皇室贡品和出口产品。2020年4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柞水县金米村考察时，赞美这里“小木耳、大产业”。目前，凤凰镇每年木耳产量达13万千克，“小木耳”已成为拉动当地经济增长、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产业”。

由于气候宜人，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山高林深，水泉淙淙，这里也是古人修行、隐居之地。相传，汉高祖刘邦的谋士张良功成名就后便隐居于此，子房寨便是以他的字“子房”命名的。

凤凰镇所在的柞水县素有“终南首邑，秦楚咽喉”之称。凤凰镇周边就建有5处军事防御性质的山寨，包括子房寨、郭家寨、高家寨、董家寨、孟里寨，自古就有“五寨护卫”之说，其中以北面的子房寨最为有名，因而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凤凰镇围绕着南面的营盘山而建，营盘山就是古代屯兵之地。镇西南水碓沟口的十步岭有闯王遗址，李自成农民起义军驻扎过凤凰镇，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队也曾与清军在此交战过。

凤凰古镇还是革命老区。1926年底，刘伯承受中共中央委派在四川发起泸顺起义，被困后突出重围，于1927年6月偕同参谋长韩伯诚到达凤凰嘴，住在凤凰嘴中街古钱庄，然后翻越秦岭到达西安。后南返武汉，受中共中央指示，参加领导南昌起义。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4个师2万余人在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带领下，突出敌人重围，于11月23日到达凤凰嘴，然后北上，翻越秦岭，进入关中，再经安康、汉中进入四川，开辟了川陕新的革命根据地。徐向前在1984年发表的回忆录里，提及了这一段难忘的革命经历。红四方面军西移后，留下的部队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创建了新的鄂豫陕边区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长征转移时由时任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带领。主力部队出发时，是一支不足3000人、大部分年龄只有13到18岁的娃娃军。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后，很多游击活动就在凤凰镇与山阳县之间的袁家沟口、红岩寺、牛槽沟一带。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军部就驻扎在凤凰嘴中街古钱庄。他们在凤凰嘴街召开贫民大会，处决了当地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给穷苦百姓分了粮食和财物。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在山阳袁家沟口成立了鄂陕第四路游击师，军政委吴焕先讲话，副军长徐海东授旗。1935年4月，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袁家沟口成立，凤凰嘴辖区的牛槽沟、牛耳川、碾子河是当时苏维埃政府管理的主要根据地。1935年7月2日，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全歼陕警备一旅，俘敌旅长以下1400余人，毙敌300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第二个大胜利，战后乘胜北出终南山。这时收到了中央数月前送来的文件，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于川西会师、准备北上的消息。1935年7月16日，红二十五军4000余名指战员从长安县沣峪口地区出发，离开鄂豫陕苏区，踏上继续长征的道路。红二十五军经鄂县(今西安市鄠邑区)、盩厔(今周至县)，沿秦岭北麓冒雨向西挺进，进入甘肃境内。同年8月11日攻打甘肃天水，在麦积山附近北渡渭河，成为最早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的第一支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开创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途中唯一建立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期间，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员王震带领中原军区向西突围，中原军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建立了鄂豫陕边区党委和鄂豫陕军区。1946年7月，王震带领359旅进驻凤凰嘴，然后率部西进北上，9月抵达延安。与此同时，李先念司令员也在地下党的护送下向东过丹江，翻越秦岭，回到延安。至此，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终于完成了中原大突围。1947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鲁豫野战军陈赓兵团4纵12旅36团在副旅长兼旅参谋长、该团团长符先辉带领下攻打凤凰镇子房寨。这次攻坚战斗，三营副营长王继顺中弹牺牲，就安葬在凤凰镇南面营盘山上。我上小学时，每年清明节都到烈士陵园扫墓。凤凰镇由于地处陕南，紧邻西安，南北连接，且山大林密，因此无论是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还是红二十五军北上长征、中原军区突围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休养生息作用。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凤凰镇桃源村出土了“高垣仰韶文化遗存物”，这证实了早在公元前5500年至前4800年，凤凰镇就生存发展过一支早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原始先民。周垣人和肖台人的地方语音就是凤凰镇土著人的典型语音。据史料记载，凤凰街市始建于唐武德七年(624年)，从吴楚等地的首批53户移民来这里定居，与当地居民一起建成了街市，到现在已有1400余年历史。由于社川河、皂河、水碓沟河在此交汇，唐宋时名为“三岔河口”，元代称“社川河乡都”。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后称“社川里”“上孟里”。清嘉庆年间改名为“凤凰嘴”。传说镇西南面直接伸到河边的山嘴上落过一只凤凰，由此那座山称为凤凰山，因此该地就更名为凤凰嘴，民国三十年(1941年)更名为“凤凰镇”。

凤凰古镇自唐至清代顺治二年(1645年)，多任朝廷地方官员在凤凰镇招募流民并安置他们定居，鄂、湘、皖、蜀、粤、晋、鲁、豫、陕等地移民来到凤凰镇购置土地、置办房产、定居经商。清道光年间，凤凰嘴至西安的骡马驿道开通，货物至此通过水运发往武汉，商旅往来多云集于凤凰嘴。嘉庆年间，凤凰镇街广建门面房，广招客商和手艺人，疏通汤峪谷骡马驿道和社川河与金钱河水路航运，同时开通物流、人流和商流，商业一时繁荣起来。清末民国初，商埠、店铺、钱庄遍布，形成了32个大的商号。凤凰镇成为秦岭以南连接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重要商贸集镇。北方的山货、土特产经马帮和人驮转至此，再经水路南下，而江南的丝绸、大米又经水路在此下码头，而后经陆路翻越秦岭送入关中。

古街兴建者多属明清鄂、湘、皖等地移民之后裔，其民居建筑风格完全继承了江汉古民居特色。沿主街有一条石板覆盖的小溪，另有一条与之垂直的小溪穿镇而过，形成十字形水系。老街两旁全是商铺，商铺后面是住宅。房屋很多都是三进三开，3个院子逐层升高。陕南多雨，因此这里的建筑和南方许多建筑一样，更多地考虑其排水功能。临街大门一般用结实耐磨的核桃木或漆木板做成，表面刷土漆，明净光亮;门墩为石雕花卉。铺面宽不盈丈，宅深却达三四十米。从建筑外观上看，粉墙青瓦，屋脊中央和两旁均有装饰，正中为莲花或者梅花，两边有兽脊或龙头。院落的格局基本为四面坡向中央的天井，天井中有暗管将雨水排出室外，被称为“四水归堂”。屋顶呈人字形，屋檐前有滴水瓦，防止雨水四散。房屋山墙筑有与屋脊齐平的防火墙，以防邻屋失火蔓延。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古建筑有古钱庄、高房子、茹聚兴药铺、孟家大院、康家大院、郭氏客栈等，其中高房子、茹聚兴药铺、孟家大院这三处是我小学同学的祖屋。

高房子的台阶(当地称为“干檐坎”)是非常高的。我上学的时候，高房子住了两家人，一家姓卢，是当地的大户，他们家的儿子也是我们的中学校友，高我两级，人长得英俊白净;另外一家是我中学同学齐彩云的家，我们上学放学都要从高房子前走过。

茹聚兴药铺是我中学同学茹远学的祖屋，茹远学的父亲茹德寿是当地有名的中医。我小的时候，母亲经常带我请茹老先生看病，抓药就在他们家的药铺里。

孟家大院是我中学同学孟谋林的祖屋。孟谋林长得很秀气，上学的时候一直坐在我前排，课后我们经常聊天。他高中毕业后学会了木匠手艺，我上大学的行李箱是他的第一件作品。行李箱是用本地常见的泡桐木做的，漆了深红色的土漆。我前几年回到古镇的时候，孟谋林同学已经作古。

当地还有一位名医屈天禧，医术高超，医德高尚，救了很多人。他的两个儿子屈正路、屈正印传承了他的医术，也是当地的医生，他的孙女屈仁霞是我的中学同学，后来在县城医院当医生。

古钱庄是凤凰镇老街中唯一的青砖楼房，就在我五叔家对面，当时是凤凰镇小学所在地。我姐姐和哥哥都在那里上过小学，我小学一、二年级也是在那里上的，我们班的教室在天井院的南面大厅里，高年级学生的教室在南侧二楼。

凤凰镇小学是1930年创办的，校名是镇安东二区第五高级小学。1946年改名为凤凰镇中心国民学校，到1964年为当地培养近千名人才，毕业的学生分布在军、政、商、学、工各部门，门类俱全。我五叔1948年从西安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曾担任该校校长。

古钱庄坐落在凤凰镇中街，山墙巍峨，雕檐斗拱，雕梁画栋，气势轩昂，早期一直是“丰源和钱庄”。钱庄建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其主要功能是保管粗银和货币兑换。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张源奉清政府割地赔款之急需，从山阳县城来此地，找到小岭镇马耳峡大银矿山(现陕西银矿)，掘洞炼粗银，再运至武汉银币铸造厂，精制“元宝”“银圆”送至朝廷赔款。1935年1月红二十五军到这一带时，就驻扎在这里。2021年，凤凰街民居(凤凰古钱庄革命旧址)被列入“陕西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凤凰镇泉水井现名凤凰泉，大约建于宋代元丰二年(1079年)。我记得小时的泉水井除了一眼四季长流的泉水外，还有一条按功能分为两段的泉水河。泉水河两岸的柳树根在水里飘着粉红色的根须，随水浮动、婀娜多姿，成群的鱼儿穿梭其间。泉水河靠近泉眼的那一段是凤凰镇人淘米洗菜的地方，岸边铺有石板，水面和石板底缘齐平。过了小石板桥后的下一段是妇女洗衣服的地方，岸边有斜躺进河水里的光洁平整的石板。妇女用棒槌使劲捶打衣服，衣服上泛起皂角的泡沫，小孩子的嬉戏声、妇女的笑声、棒槌起落有致的拍打声此起彼伏。20世纪50年代，凤凰镇的男性突然得了“大脖子病”，查不清病因，人们就怪罪泉水河里的柳树根须，一股脑儿把河两岸的柳树全砍了。后来查清是因为缺碘，凤凰镇人开始食用加碘盐，柳树遭了无妄之灾。我1973年在大队担任党支部副书记的时候，大队支委会讨论决定自水碓沟引水到马鞍山旁，修建一个蓄水池，然后利用水位高差产生水压建水电站，引自来水。经过两年建设，凤凰镇居民终于在1975年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过了四五十年，由于气候变化，水碓沟河水量减少，再加上自来水取水源的拦水作用，使得泉水河和泉水井的水量也日渐减少。对于泉水井和泉水河来说，这是它们遭受的第二次无妄之灾。

我就出生在泉水河泉水源上方的街面后院。快要上小学时，我们搬到八家巷东口的凤凰镇粮站前面。那时家门前是大片的稻田，夏日晚上，稻田里青蛙的叫声此起彼伏，白天房前屋后树上的蝉声亦是响成一片。门前是泉水河，河水冬暖夏凉，冬天河面上冒出白色的雾气，夏天的河水特别凉，人站在水里连3分钟都受不住。河里有长长的鱼腥草，河边有菖蒲和水蓼，水蓼开着小小的浅红色花。

小镇上有卖油纸伞的，雨天镇上的小姑娘打着油纸伞在小巷里穿行，或者走在青石板的街道上。下雨的日子，农民下田都是披着龙须草编制的蓑衣。

镇上有丝织厂，社川河两岸的居民普遍养蚕缫丝。我上中小学时，凤凰镇丝织厂就在八家巷西头，后厂址迁到县城。我的很多街坊邻居及同学都是凤凰镇丝织厂的职工，如茹远学同学和万长敏同学父女，还有武明香同学的父亲。他们也都随着丝织厂去了县城上班。后来，丝织厂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很多同学也跟着下岗。

凤凰古镇还有自古流传下来的吊酒作坊。地方志里记载：凤凰镇的居民“善酿酒，男女皆善饮”。作坊制酒与自酿酒在这里交相辉映，形成“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景象。凤凰镇居民自古热情好客，客来敬酒，是一种流传已久的民间习俗和传统礼节。此外，还盛行划饮拳、猜宝、广东拳、蛤蟆拳、打通关等酒令。我青年时期不会喝酒，但参加镇上的宴会时，也得喝上3杯，因为我们这里对不会喝酒的人的要求是：来人打通关时，直接喝3杯。喝酒的要划拳猜酒令，各种酒令变化无穷，每人都要打一遍通关，赢者喝4杯，输者喝8杯。

当地还有很好的构树皮造纸工艺，其手工技艺复杂，据统计有72道工序。主要工艺流程有剥皮、晾晒、浸泡、蒸穰、清洗、踩揉、打穰切幡、入池搅拌、荡帘捞纸、上墙风干等。构树皮纸在当地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证，从唐代乾元元年(758年)在社川河、金井河沿线便有流传。2013年，“杏坪皮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陕西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杨玉良在《中国传统纸的预期寿命测量》演讲中表示：构树纤维制成的皮纸寿命最长，在4500年以上。构树皮纸韧性好、吸水性强，被用于书法纸、文史、丧葬祭祀的祭品、酿酒烧窑等。我上小学练习大字时，用的白纹纸就是构树皮纸中的佳品，当然我们更多时候用的是黑皮纸。

凤凰古镇在千年的历史延续中形成了具有江汉特色的民间艺术。时至今日，这里依然保留着汉调二黄、花鼓、渔鼓、踩高跷、龙灯等传统民间艺术。

这里的踩高跷可谓一绝。踩高跷又称踩柳木腿子，是流传在凤凰古镇一带的民间竞技表演艺术。高跷高度一般有1.2米、1.5米、1.7米3种，腿子原料为柳木，绑扎材料则为当地自产的土白布。它是将踩高跷者装扮成传统剧目中的人物，颇具趣味和美感，如《杨门女将》《刘备回荆州》《白蛇传》《天仙配》中的角色等。艺术形式有“二龙出水”“鸳鸯戏水”“卷白菜”“绕八卦”“翻木龙”“双挑”等固定程式，既壮观又刺激。逢年过节，群众自发组织表演，老少不限，男女皆宜。表演者叮叮咣咣地走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轻松自如，外地游客对此惊诧不已。古镇的房檐就是他们的歇脚处，走累了、唱累了，就在高高的房檐上坐下来，目之所及，是古镇的马头墙、封火墙和天际翻卷的云朵。

凤凰镇灯会中最受欢迎的是“火狮子”。二人扮演狮子，一人拿着大红绣球引导逗弄，狮子跳、跃、直立、转圈，动作往往非常夸张。这一户的孩子或者大人会拿着准备好的焰火，叫“哧花子”，朝狮子喷。“哧花子”是当地人自己制作的，用火药和铁粉混合而成，喷出来的时候像一条火龙。舞狮者在大冬天也要把穿在衣服外面的蓑衣喷上水打湿，防止被哧花子的焰火烧伤。还有一位司仪站在主人家门口，高声吟唱着吉祥的顺口溜。经常会这样开头：“狮子来了笑哈哈哟。”旁边一群人马上喝彩：“啊!”下面的话是临时编的，见啥人说啥话，随机应变，只要朗朗上口就好。

跑竹马、赶旱船的队伍主要是表演本地民歌。凤凰镇民歌属陕南民歌体系，内容诙谐幽默，曲调委婉舒展，有高腔、平腔之分，感情柔和细腻，多有楚地风韵。凤凰镇民歌是柞水农村传统民俗文化，完美体现了民俗风情，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凤凰镇民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或一人独唱，或二人对唱。有通山歌(又称放牛歌、姐儿歌)、山歌、小调、号子、仪式歌(迎亲歌、哭嫁歌、拜寿歌、祝酒歌、拳歌、礼宾歌、劝善歌、孝歌)等。

我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无论是田野劳作还是路上行走，无论是挑着担子还是扛着锄头，每个人都是旁若无人地尽情唱着山歌。20世纪50年代以前，当地人如果到庄户农家应聘帮工，还要会唱民歌或山歌，因为大家在田间劳作时，经常会对唱。有些当挑夫的，唱功也很了得。常有挑夫挑着货物行走在骡马驿道上，路过凤凰镇社川河畔时，要是听到山坡上传来山歌，听得兴起，就会停下对唱。到了晚上会找个旅店住下，可能会专门对唱几天。等唱得尽兴了，再挑起货物继续赶路。

在劳动时，尤其是抬石头的时候，更需要有韵律的吟唱，实际上是起到协调步伐的作用。当地把抬大石头称为“抬大架”，抬大架要用铁链锁着巨石，横穿着巨大的龙杠，两头分别架小龙杠，然后再套着牛子，牛子上面再套着杠子，前后两队分别安排16个人，总计要32个人一起抬。由于后队的人看不见前方路况，前面的领队就要根据路况唱出劳动号子，比如前面有个坑，领队的就会唱“前面有个坑”，后面要和“步子要踏稳”;需要转弯的时候，领队会喊“左凹”，后面要和“右靠”。大家抬着巨石，有节奏地哼唱着劳动号子，音调悦耳动听，行动井然有序。我家1972年旧房翻新重建的时候就是32个乡邻一起抬大架，抬回了一块巨石作为大门基石。

凤凰镇还有剧团，上演的剧目主要是汉调二黄。汉调二黄在清光绪年间由湖北汉口一带传入凤凰镇，曲调深沉浑厚，节奏平稳，唱腔清丽、委婉、抒情，与凤凰镇人的生活习性相吻合，也渐渐在此流传下来。由于地处秦岭深山，当地山歌小调与汉剧融合后，形成了独有的二黄腔，唱词婉转，道白通俗，秦声中夹杂着鄂腔、川味和豫韵，别具一格。2006年，“汉调二黄”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世纪60年代初期，剧团经常在本地戏台上演出传统剧目，包括《杨家将》《铡美案》等。凤凰镇的渔鼓班子也很有名，现在一些农家乐经营户组建渔鼓演唱班，免费为消费者演唱地道的渔鼓和民歌小调。

凤凰镇的饮食文化也非常丰富。历史上这里曾是秦楚商贸交易的水陆码头，南北客商云集，商贸繁荣，饮食文化便也应运而生，如“十三花”“八大件子”“三台席”“三点水”等。

我的少年时期，正是凤凰镇最闭塞的时候，也是它最贫穷的时候。凤凰镇到镇安县城需要步行90里，向南途经黄花沟，翻过胡家岭，到午峪沟。到柞水县城也是步行90里，向西经过社川河，翻越小岭，经过磨沟峡，从渡船口过乾佑河。我到县城从渡船口过河时，还坐过艄公撑的摆渡船。从凤凰镇到山阳县城也是90多里，向东顺着社川河下游到金钱河。向北则经过金米村、蔡玉窑镇、丰北河，越过秦岭到汤峪，直到西安。从安康经镇安、柞水到西安的公路从乾佑河溯流而上，越黄花岭到宁陕，然后再越秦岭至沣峪口到西安。而凤凰镇下游的山阳县则是经由商洛越秦岭的公路到西安，因此武汉到西安的物流，由这两条公路基本解决了。凤凰镇在古代作为武汉到西安的汤峪谷骡马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作用就失去了。随之水运码头荒废了，骡马店也关闭了，古驿道上长满了荒草。

1975年8月，柞水到西安的盘山公路被洪水冲毁，我们暑假结束后返校时没有班车到西安。我和徐宗本、汪义勇、魏祖银3位校友一起结伴从太峪翻越秦岭，步行到西安。因为秦楚古道早已人迹罕至，原来古道上的茅草有过肩深。我们4人走在秦楚古道上，远远看去，只见4个黑点在草丛中晃动。翻越秦岭山峰的时候天完全黑了，一点都找不到路，只靠着手中的木棍探路，探一步是实的，再往前走一步，这样一直走到半夜两点多的时候，才看到秦岭北麓下面有一家农户亮着灯。我们像遇到了救星一样，敲开了农户的门。一进门，发现里面全是人。有人在吃饭，有人在简陋的草席上睡觉，还有人正在灶台那里生火做饭。我们央求农户主人给我们做点吃的，并让我们住下来，说我们给他交粮票和钱。农户主人说他不收粮票和钱，粮票和钱在这里买不到任何东西。那些人吃的饭是他们自己带来的麦面和苞谷面，他们带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你们也看到了，我家里住满了从山外到秦岭里砍条子的农民，实在住不下了。你们继续往前走，也许下面哪一家可能会有地方住。”农户主人为难地说。我说：“实在是没有饭吃的话，烧点开水让我们喝一下，挤一挤让我们住下来，我们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不是正在给他们做饭嘛，他们吃好饭后，灶台就不用了，把锅盖盖在大锅上，灶台上面铺上草，我们4人今晚就睡在灶台上。”农户主人同意了我的建议，我们终于有个地方可以歇脚了。后面徐宗本同学毕业后到西安交通大学任教，当了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汪义勇同学毕业后到西藏那曲支援边疆建设，魏祖银同学毕业后回到柞水建设家乡，在县城医院当大夫，治病救人。这是一段题外话。

尽管凤凰镇交通非常不便，但作为区级政府所在地还保留着基本功能。当时凤凰镇建有高中、初中和小学，医院、国营供销社、国营副食店、国营食堂、银行、粮站、邮局、公安派出所、新华书店、丝织厂、打铁厂。凤凰镇主要是发展商贸业，人口也较为饱和，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地的商业人口下放到人民公社，所有社员只能从事农业劳动，而当地土地很少，没有更多的土地让下放的商业人口耕种，路经凤凰镇的人看到的是一派稻香藕肥的喜人景象，但是实际上人均粮食不能满足温饱所需。

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发小上学时对我说，昨天他在放学路上捡到了一分钱，拿去买了一颗十样锦儿糖。我们那个时候把水果糖称为十样锦儿糖，因为水果糖是用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的，代表有10种色彩。他此前从没吃过十样锦儿糖，买到后特别激动，把糖纸剥掉之后，担心被妹妹看到，一下吞到口中，结果直接从喉咙掉进去了，连水果糖是什么味道都没有尝到。他说的时候懊恼极了，泪花在眼睛里打转，我看着心里特别难受。小学三年级的一天早上，还见到他和妹妹一起吃早饭，下午3点我们放学回来，就看到他父母正在义地小山包上挖坑葬他的妹妹，说是他妹妹得了“绞肠痧”，一时三刻就死了。后来他勉强上到初中毕业，就回到生产队劳动。劳动休息的时候，他还不忘用木棍在地上练字，因此写得一手好字。由于他父亲残疾，家里人口多却没有劳力，生活非常困难。1971年，公社给我们生产队分了一个招工指标，队长让全体社员投票推荐，大家一致把这个招工名额给他，他就到县城里参加了工作。我到县城去看他，他还请我在城关食堂吃了一顿炒面。有了工作，基本营养得到了保障，春节放假回家时，他已是一米八几的帅气小伙了。

回望凤凰镇，她既是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精神的原点。那泉水河边淘米浣衣的场景，那古街深处的书声与酒令，还有那些在苦难中挣扎、在困顿中坚守的乡人，早已刻进我的心底。如今的凤凰镇，古建筑得到修缮，四面八方而来的游客流连于山水古宅，惊叹于她的美丽，而我更在意的，是依然生活在那里的人——他们是否还有十样锦儿糖的渴望，是否还能在劳作后唱起山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凤凰镇始终是我心中那藏在秦岭深处的故乡，温言软语，浅唱低吟，一如少年时。

(本文作者徐世烺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柞水县凤凰镇人。)（李山林）